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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天内，全省十二个试点市同步反馈第一批“分类评估报告”。
制度推进办调度中心的数据库屏幕上，清晰地列出了各地报送的干部分类图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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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西：提报项目型干部12人，事务型22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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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洲：项目型9人，综合型17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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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陵：事务型占比过半，仅2人标注为项目型。
赵斌看完数据，神色平静，手指轻点表格右侧红框：
“这就是问题所在。”
“项目型干部少，不是人才不足，而是地方不想提。”
“他们宁愿让‘稳得住’的老人坐着，也不愿让敢干的年轻人上来。”
李一凡站在主屏幕前，一言不发，静静盯着数据图谱逐帧滚动，直到看到“昌州”的标注：
——一名县委副书记，被市里强行划为“事务型”，备注栏标注为“政务能力突出、风格稳健”。
他淡淡地开口：
“这个人，去年在省委平台会议上，还在讲‘平台项目推进心得’，一个月后就调岗了。”
“这是被挤下去的。”
“不是事务型，是被旧派系摁下去了。”
赵斌立刻点头：“我们可以介入复核，把这些与岗位不匹配的标注拉出来重点核查。”
“制度不能被用来掩护派系调整，不能养卡位型干部。”
“卡位”，是李一凡过去一年听得最多的一个词。
——不干事，但先占位；
——不上项目，却抢编制；
——不是推进型，却死死守着台子不动。
这些人，在过去十年里靠着“会做人、会表态、会熬年头”混进了系统里，一旦制度重新洗牌，他们反应最快，反扑最狠。
但这一次，他们遇到的不是一次制度改革，而是一次彻底的人事结构重组。
衡洲市，何江林站在市委组织部数据系统前，神情凝重。
他亲自打电话给两个县委书记，要求重新上报干部分类建议。
“不能凡是50岁以上就标成事务型。”
“不能谁背景强，就塞进综合型。”
“项目型必须是干过、管过、扛过项目的，数据清晰、责任明确。”
有书记语气模糊：“江林同志，这也不能搞成一刀切，很多人不是不能干，是岗位不合适……”
何江林直接打断：
“岗位合不合适，是你说了算，还是省委说了算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。
他不再废话，只一句：
“你们不重新上报，我就请省委组织部直接来复核。”
挂断电话，他走出办公室，一句话递给秘书：
“这批人，不能再让他们占着台子混日子了。”
岳西市，这边则爆出人事系统“回流”现象：
三名已列为“淘汰名单”的副科级干部，突被市属平台公司调回，安排“招商顾问”“综合服务岗”，同时启动重新晋级申请。
市组织部内部会议一片哗然。
副部长拍桌子：“这不是顶风作案吗？分类制度刚落地，他们就开始钻漏洞。”
当晚，省委制度推进办发出红头通报：
“凡借市属平台安排干部规避评估者，一律记入组织黑名单，并建议冻结财政与平台配套资金。”
“卡位型干部不得通过调整身份变相晋升。”
文件送到李一凡案头，他只批了一句话：
“不识人者误人，养庸者自废。”
与此同时，江陵也在暗中运作。
市委副书记倪志强系旧派出身，掌握组织口多年，惯于“运作调整”。
这次分类制度推行后，他当即找借口请假，回避各类数据核实会议。
市组织部却在数据更新中发现：他曾亲笔批示，将一名常年不上项目的“办公室副主任”标为“项目型”，并试图列入下一轮推荐名单。
信息送达省委后，赵斌当即调取系统后台日志，锁定“人为修改记录”。
组织部请示赵建国，是否立案核查。
赵建国回批：
“不查人，只查事。”
“但该干部列入项目型不实，建议对市组织部进行全省通报。”
倪志强如坐针毡。
市纪委进驻之日，他才发现——不是他“运作”太慢，是制度“风暴”来得太快。
制度推进办此后发出《关于卡位式干部处理建议细则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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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被标为项目型却无法提供三年内实际推进记录者，统一调入“待查名单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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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需就此类干部进行内部访谈与责任倒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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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位问题严重、拒不整改的，建议调离实权岗位，安排至边缘单位静置；
这一系列动作，堪称李一凡改革以来最直接的人事震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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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委常委会议上，李一凡首次正式提出：
“我们这一轮，不是破个例，是清全局。”
“过去讲‘人岗相适’，讲的是怎么安排人；现在，我们要讲的是‘人事相证’，——谁做过事，谁上。”
“不做事，就下去。”
省委书记赵建国沉吟片刻，开口道：
“全省干部体系，已经到了该清一轮人的时候了。”
“不然制度将成为空壳。”
随后，他敲定：
“分类指导制度全面推开，年底前完成县级干部数据分类，全程纪检同步参与。”
回到星城市，李一凡独自站在办公楼顶，看着万家灯火。
他知道，制度已过试点阶段。
真正的战场，已经到了组织体系的深水区——人。
“选人用人是所有制度的源头。”
“清了卡位的，才能提上真正的干将。”
他喃喃自语。
下一轮，就该进入全面干部更替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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