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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现在威风了，他不就是喂个牲口吗？他欠我油钱，我不找他要就对了？看他说话的口气，离了他，咱们团就搞不成了？谁一出戏不能唱到天黑，咱们走着瞧吧！”

虽然说“走着瞧”，但现在人家是“锷未残”的红人，“锷未残”势力又最大，李葫芦、卫彪一时也不能把他怎么样。

这时村里开忆苦思甜大会。因为是忆苦思甜大会，全村虽然分成了三派，但这个会得在一块开。由于大家要在一起开会，所以三派的头头得先在一起碰个面。碰面是在牛寡妇家，由三派分摊东西，大家在一起吃一次“夜草”，一边吃一边商量。这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，村里三个头目第一次正式碰面。当天的“夜草”是烙饼卷鸡蛋。但烙饼快吃完，大家还没有商量事。没有商量事不是因为大家派别、观点不同，而是大家相互看不起。特别是赵刺猬和赖和尚看到过去的卖油郎李葫芦也果真成了人物，开始和自己平起平坐吃烙饼，商量事情，心里很不舒服。虽然不舒服，但人家现在是一派的头目，又不能不和他坐在一起商量，心里就更加不舒服。另外，赵刺猬还有些看不起赖和尚，觉得如今天下大乱，派系林立，全是赖和尚最初跳槽引起的；赖和尚也看不起赵刺猬，看他脑袋像个斗，两只小眼睛像老鼠一样，就成不了什么大气候。自己跟他搭十几年伙计真是晦气，总有一天得把他干下去，自己取而代之；李葫芦到底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，样子有些拘谨，烙饼吃得很慢，吃完烙饼喝鸡蛋汤，也尽量不让出声。但他看到两人对自己看不起，心里也有些愤怒：妈拉个，你们不就比我大几岁，多当了几年干部吗？管得着这样看不起人！别看老子现在人少，将来谁胜谁负还难说哩。最后烙饼吃完，鸡蛋汤喝完，才开始商量事情。其实事情商量起来很简单，定下开会的日期，让村里的地主富农都陪斗，然后一派出一个诉苦的，再让村里当过伙伕的老蔡做一筐糠窝窝，会议就结束了。不过日期、陪斗、诉苦人分配、谁做糠窝窝，都是赵刺猬和赖和尚你一言我一语定下的，最后才征求李葫芦的意见：

“葫芦你看怎么样？”

李葫芦又起了愤怒，但他压住愤怒说：

“就这样吧。”

于是大家解散。

到了七月初七，全村开忆苦思甜大会。大会开始之前，先唱“天上布满星”，是“偏向虎山行战斗队”的“可教育子女”路喜儿打的拍子。然后诉苦，批斗地主，最后吃糠窝窝。诉苦的时候，赵刺猬这边出的是黄瓜嘴，赖和尚那边出的是朱老婆子，李葫芦那边出的人是李葫芦他爹李守成。这时黄瓜嘴出了风头。那天三个头目开完会，赵刺猬就找到黄瓜嘴，让他诉苦。黄瓜嘴说：

“做语录牌描大字你找我，诉苦找我就不一定合适。旧社会俺爹俺爷贩牲口，和地主接触不多！”

赵刺猬说：

“什么多不多，谁也没整天在地主家住着。你嘴会说，还是你吧。换个人，虽然有苦，却倒不出来，等于没苦。三派各出一个人，被人家诉苦比下去，岂不丢了大人！”

黄瓜嘴只好接下任务。临到开会，赵刺猬又征求黄瓜嘴意见，问他诉苦喜欢在前头还是后头，黄瓜嘴说：

“咱搁到后头吧，先看人家怎么说。人家说完咱再说，才能说得比别人好；搁在前头，还不知人家怎么说，怎么能比得过别人？”

赵刺猬连连点头：

“对对对，你到底有头脑。冲这，你就说得过他们！”

由于赵刺猬是会议主持人，这样，赵刺猬就把黄瓜嘴放到后面。赖和尚、李葫芦见赵刺猬把自己诉苦的人放到前边，心里还有些高兴。但一到开诉，才知道上了当。第一个诉苦的是朱老婆子。老婆子倒是苦大仇深。她丈夫是大年三十被地主李文闹逼租子上吊死的。但老婆子有苦说不出，到了台上就哭，一看到台下那么多人，又有些发毛。哭着哭着，忘了诉丈夫的苦，诉起了自己的苦，说一九六○年自己怎么差点被饿死。把大家吓得脸都白了。赖和尚赶忙让卫东上台把她拉了下来。接着诉苦的是李守成。李守成旧社会经历的事情也比较多，但他说话容易走板，穷人的苦讲得少，地主如何威风，李文闹、孙殿元、孙毛旦如何欺负村里的妇女讲得多。讲着讲着，看到下边听众都很爱听，又有些得意，最后竟讲起李文闹如何搞赵刺猬他妈，台下发出哄笑声，气得赵刺猬想上台打他。李葫芦、卫彪在台下也是干着急。最后上台诉苦的是黄瓜嘴。黄瓜嘴上台以后，和朱老婆子、李守成不同，既不哭，也不闹，而是先规规矩矩向台下鞠了一躬。这一招很新鲜，立即集中了大家的注意力。然后他开始诉苦。诉苦也慢声细气，讲他爹他爷爷怎么受地主欺负。按说他爹他爷爷当年主要是贩牲口，和本村地主接触不多。但他避轻就重，讲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出外贩牲口也受外边地主欺负。一次他爷爷投宿到塞外一家地主家，当天夜里地主家丢失一口铡刀，这家地主硬说铡刀是他爷爷偷的，罚他爷爷在他家干了十天活；一次他爹到内蒙去贩毛驴，内蒙的地主也特坏，看他爹老实，付过款查驴，少给查了两头，他爹十天十夜赶毛驴回到家，才发现少了两头驴，一趟驴白贩了，为此他爹差点投了井……讲完外边的地主，他又回到本村的地主，虽然他家受本村地主欺负不多，但别的人家当年受李家、孙家、许家、路家欺负不少，于是就讲天下穷人一条心，讲别人家怎么受这几家地主的欺负。有妻离子散的，有家破人亡的。别看这么替别人诉苦，效果比光诉自己的苦还好。因为许多受苦者的后代都在台下坐着，他一诉，台下想起自己的先人受苦，倒是比他先哭了。这样诉过几家，台下一片唏嘘声。气氛非常好。这时赵刺猬就站起来举手臂喊口号：

“不忘阶级苦！”

“牢记血泪仇！”

大家都在台下跟着他喊。

诉苦会结束了。黄瓜嘴出了风头。赖和尚、李葫芦都非常沮丧，赵刺猬却十分得意。当天夜里，赵刺猬又把黄瓜嘴叫到吴寡妇家吃“夜草”。这天吃炖小鸡，喝白干酒。赵刺猬不住地往黄瓜嘴跟前夹鸡，劝他喝酒，说：

“老黄，我说让你诉苦，你还不诉，看今天怎么样？一场苦诉下来，大家都另眼看你，快比得上李葫芦背语录了！他赖和尚、李葫芦还别得意，咱们再弄几次这样的事，保管让他们不战自败！他们还想跟咱们较量呢，也不问一问，他们才过过几次沟坎？论这上头，我吃的盐比他们吃的粮还多！李葫芦年轻不懂事，会背几条语录，就成了精；赖和尚忘恩负义，当初不是我拉他当干部，他现在不照样杵牛屁股？”

黄瓜嘴喝了些酒，头一发晕，也有些得意，但又故作谦虚说：

“今天诉苦会效果也不是太好，关键是俺爹俺爷爷过去在咱村受地主的苦不多。如果受的苦像朱老太婆和李守成，咱再诉诉试试！”

赵刺猬忙说：

“那是，那是。”

经过这场事，黄瓜嘴在村里的威信提高不少。大家突然觉得黄瓜嘴也是个人物。赵刺猬对他更加客气，遇事找他商量，天天拉他吃“夜草”，还准备提拔他当“锷未残战斗队”的小组长，因为二小组组长金宝能力太差，说话串不成句子，让赵刺猬不满意。不但赵刺猬对黄瓜嘴客气，连赖和尚和李葫芦，也开始从心里承认他不是一般人物。虽然对他恼怒，但恼怒归恼怒，能从心里承认他，这就不容易。如果照此发展下去，黄瓜嘴迟早会成为村里另外一个头面人物，可以在许多事情上起举足轻重的作用。黄瓜嘴也感到了这一点，在村里走路开始把手背到身后。接着还要求赵刺猬又给牲口院派了一个劳力，派了一个半傻不傻的小伙子藏六，作为他的副手。半夜就让藏六起来给牲口添草，他在一边指挥。这样时间一长，大家越来越觉得黄瓜嘴是个人物。赵刺猬已准备撤掉金宝的小组长，换成黄瓜嘴。可惜这时黄瓜嘴突然出现一桩事，倒了大霉，一下从高台子上跌了下来。

事情出在养“忠”字猪，喂“忠”字牲口上。诉苦会开过不久，公社号召大家戴毛主席像章，养“忠”字猪。戴像章、养“忠”字猪，黄瓜嘴都没出问题。像章戴在胸前，养“忠”字猪即在每家饲养的猪的脑袋上，用烧红的铁丝烙一个“忠”字。本来烙猪就烙猪，这时黄瓜嘴自作聪明，觉得既然可以烙一个“忠”字猪，为什么不可以烙“忠”字驴、“忠”字马？于是就向赵刺猬建议，将队里的牲口脑袋上，也烙一个“忠”字。赵刺猬听这建议，也十分高兴，觉得黄瓜嘴脑瓜到底灵，干事情比别人另出一招。如果这事情干成，又像诉苦会一样，让赖和尚、李葫芦大吃一惊，打打他们的威风。于是就同意黄瓜嘴烙驴马、养“忠”字牲口。黄瓜嘴回到牲口院就干上了，烧红一根铁丝，让藏六搂着牲口脑袋，他往脑门上烙字。但驴马不像猪那么老实，又比猪劲头大，见一根烧红的铁丝伸过来，立即发惊，“嘶嘶”一声叫，前腿就抬了起来，要挣脱缰绳。这样弄了两个小时，一个字没烙上去。一会儿铁丝凉了，还得重新放到火里烧。最后傻子藏六首先不耐烦了，说：

“为什么非烙头，烙到屁股上不得了？”

黄瓜嘴觉得说得有理，反正一个“忠”字，烙到哪里不一样？于是就让藏六把所有牲口的眼捂上，往屁股上烙“忠”字。这很好烙，牲口戴着捂眼，非常老实，一小时下来，十几匹牲口都烙了“忠”字。黄瓜嘴扔下铁丝，擦了擦头上的汗，又退到远处看了看，十分满意，烙的都是美术字。也是一时忘乎所以，他马上就让藏六把十几匹牲口牵到村里让大家看。藏六就把“忠”字牲口牵到了村里。村里立即轰动了。说黄瓜嘴又有了新东西，快来看。谁知大家一看，却全都傻眼了：乖乖，他竟敢把“忠”字烙到牲口屁股上，这不是恶毒攻击吗？赵刺猬听到人声，也兴冲冲跑出来看，他一看也吓了一头汗，上去扇了黄瓜嘴一个耳光：

“你他妈不往头上烙，怎么把字烙到牲口屁股上？你这是……”

黄瓜嘴这时也突然觉出问题，吓得一身冷汗，赶快上去用手去擦牲口屁股上的字。但字是用烧红的铁丝烙上去的，用手哪里抹得掉？

这时赖和尚和李葫芦听到人声，也跑出来看。他们听人声乱嚷出了事，一开始还看不明白，后来终于看明白了，都拍手称快。李葫芦架着膀子对身边的卫彪说：

“看他诉苦怪聪明，这下看他怎么收场！”

赖和尚更绝，接着赵刺猬，上去又扇了黄瓜嘴一个耳光：

“你小子也有今天，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？你恶毒攻击伟大领袖！”

接着命令身边的卫东：

“找几个民兵，把他捆起来，送到县上去！”

卫东立即回家去拿绳子。卫彪也忘了和卫东的私仇公怨，主动上来帮忙。黄瓜嘴这时早吓傻了，见卫东、卫彪果真带人拿绳子来捆他，忙趴到地上向赖和尚、李葫芦、卫东、卫彪磕头，用手抱住卫彪说：

“卫彪老兄弟，饶我一回，我不是故意的！你饶了我，我这次参加你的‘造反团’！”

卫彪这时冷笑：

“现在你要参加我的造反团了？可你现在成了反革命，你参加谁敢要你呢？”

黄瓜嘴又爬过去给赵刺猬磕头：

“支书，支书，救我一救，当初给牲口烙字，可是你同意的！”

赵刺猬摊着手说：

“我同意你往头上烙字，谁同意你往屁股上烙字了？你再这么说，不连我也拉进去了？”

当天下午，县公安局军管组来了一辆摩托，把黄瓜嘴抓到了县里。来抓黄瓜嘴的人中，有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来村里搞土改的工作员老贾。老贾虽然土改时犯了右倾错误，但后来经过学习，把右倾改掉了，之后分到公安局，一直至今。老贾一来，赖和尚和李葫芦就分别找老贾谈，向他汇报情况，说黄瓜嘴历来对毛主席、共产党、文化大革命不满，恶毒攻击是肯定的；但光抓一个黄瓜嘴还不行，黄瓜嘴烙字，是赵刺猬在背后指使的。赵刺猬闻到风声，也赶快找老贾谈，说黄瓜嘴往牲口屁股上烙字，他确实不知道，另一个喂牲口的藏六可以作证。好在赵刺猬与老贾相熟，过去一块搞过土改，以后赵刺猬经常到县上开三级干部会，也在街上碰到过老贾。所以老贾说，共产党的政策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就不要攀扯别人了。于是只把黄瓜嘴一个人抓走了。

但赵刺猬在这件事上受打击不小。半个月情绪沮丧，“锷未残战斗队”也没安排什么活动。倒是赖和尚、李葫芦都很高兴，将各自的战斗队、造反团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，又是唱戏，又是跳舞。

一个月以后，传来一个消息，黄瓜嘴被判了十五年徒刑。消息传来，大家知道这是必然结果，都没什么惊奇，只有黄瓜嘴他老婆一个人在家哭了。边哭边骂：

“你妈黄瓜嘴，嫁给你真算倒霉！过去跟着你喂牲口，现在你成了犯人，给我丢下一堆孩子！你判十五年，叫我如何等得了你？”

于是当天夜里就回娘家商议，准备跟黄瓜嘴离婚。

前言四

邻县县委书记孙实根回乡住了几天，被乡亲们当作“走资派”斗了一把，灰溜溜而去。县委书记孙实根，就是抗战时的八路军连长孙屎根，到邻县当了县委书记以后，才改名孙实根的。土改时候，孙实根曾在邻县当区委书记，后来调到本县当县委书记，又到邻县当县委书记，一九五五年还一度升为本地区的行署副专员，一九五七年因说过一句“共产党，像月亮，初一十五不一样”，被定为思想右倾，幸亏思想转得快，改成“共产党，像太阳，照到哪里哪里亮”，才没有被划为右派，又降到邻县当县委书记，一直至今。孙实根虽然才四十多岁，但头发已经花白了。幼年时候，他和赵刺猬、赖和尚都是玩尿泥的朋友，无非他是地主的儿子，后来到开封读书，赵刺猬、赖和尚是佃户孩子，在村里干割草打架偷瓜摸枣的勾当。自土改以来，孙实根一直在外做官，很少回村里来。虽然县委书记说起来官不大，但他已是本村历朝历代出外做官职位最高的了，村里人提起他，都觉得十分了不起。他有一个吃斋念佛的老母，现在七十多岁，仍在人世，住在村里。孙实根自当县委书记以后，来接过老母几次，但老母总是在儿子那里住几天，就又回来了。虽然她是地主老太太，但文化大革命以前，支书赵刺猬、大队长赖和尚对待她和对待别的地主不一样。有时有事没事还过去坐坐，让人给挑一担水。一九六○年村里吃大食堂，豆糁吃完，村里饿死许多人，这时赵刺猬、赖和尚两个人一人拿了三根红萝卜，到邻县去找孙实根。孙实根这时也瘦了一圈，但他毕竟是县委书记，见家乡的支书和大队长来了，吩咐县委伙房给蒸了一锅白菜粉条包子。赵刺猬、赖和尚每人吃了十个包子。吃完包子，赵刺猬、赖和尚向他诉说了家乡的灾情，说村子已经饿死二十多口人。孙实根听着流了泪。但流过泪说：

“各地情况都一样，我这里也没法帮助你们！”

赵刺猬赖和尚感到很失望，第二天下午就赶了回来，路上还骂孙实根忘恩负义，他自己有包子吃，却不管家乡人的死活。但等赵刺猬、赖和尚回到村里第三天，孙实根却从邻县批过来两马车红薯干。这从百里之外运来的红薯干，救了村里不少人的命。这救命的红薯干，至今还被人记起。常有老人对孩子说：

“多亏了孙实根的红薯干，不然哪里还有你？”

灾荒年过去，孙实根来接母亲，村里许多人围着他的吉普车哭。因为这村有孙实根，本县本公社，对这村都另眼相看。

但孙实根也有自己的不幸。虽然他在外当着县委书记，但他革命二十多年，仕途并不顺。二十多年才当了个县委书记，这本身就证明混得不好。一九五五年那年形势比较好，一下升为副专员，如果后来不出事情，照直升上去，现在混个地委书记或省里的干部也料不定。但他后来犯了右倾，又从副专员位置上给打了下来。从上边位置打到下边位置，证明以后再没有升迁的可能，可能一辈子也就是个县委书记了。一想到这一点，虽然每天有吉普车坐着，但心里总感到窝囊和憋气。和他一起参加革命的开封一高的同学，现在就有比他混得好的，有在别的地方当着专员和副省长的。有一位姓赵的同学，和他一块参加的八路军，后来随军南下，现在竟在南方某省当着省委书记。想想别人，比比自己，只怪一九五七年说错了一句话，落得如此下场。但有时想着想着就又想通了，觉得官大官小还不是那么回事，当来当去没个完，官大操大心，官不大可以少操心，在县城呆着也不错。同时你还不能消极，你越消极，越升不上去，工作搞不好，说不定连县委书记也保不住；你不嫌职位小，不论职位高低，当县委书记把县委书记当好，说不定再有升迁的可能也料不定。这样，他虽然思想上常有这样那样的考虑，但工作上并没有耽误多少，邻县的工作一直搞得不错。

这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。文化大革命一发生，孙实根像所有的县委书记一样，很快被打倒了，成了“走资派”，被造反派拉着游街和批斗，戴高帽子。孙实根一开始很生气，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工作，没有什么对不起大家的，怎么说打倒就打倒了？但后来看到那么多的县委书记都被打倒了，许多比他大的官都被打倒了，就又想通了。想通了就不再生气，对游斗戴高帽子不再太在意。这时令他在意的倒是他的家庭生活，他那个令人头痛的老婆。

说起老婆，孙实根比仕途不顺还感到自己不幸。这个老婆长得倒不错，年轻时人称小祝英台，是八路军团部的一个护士。孙实根在八路军当连长时与她认识，后来土改当区长时与她结了婚。婚前接触，觉得她还不错，有说有笑，声音很脆，两根辫子一甩一甩。但结婚后才发现，这个女人与她一起不得，原来性子既急又躁，心地狭隘，又异常自私，遇事稍不如意，有时孙实根一句话说错，她就哭闹个没完，小则摔盆打碗，大则撒泼打滚，有时脾气上来，还敢打孙实根的耳光。每三天要发生一件这样的事。这令孙实根十分头疼。有时孙实根想起来，真想跟她离婚了事，但当时孙实根在仕途上正处于上升时期，怕离婚对自己影响不好，那样的女人，真要离婚，她能给你闹得天翻地覆，这样想想也可怕，于是就拖了下来，一拖拖了二十多年，有了三个孩子，这时想离婚也已经晚了。

当然，并不是说孙实根和老婆在夫妻生活中就没有高兴的时候。孙实根回想二十来年的婚姻史，发现这样一个规律，当他在仕途上顺利，大家可以同享福时，老婆就跟他愉快，比如五十年代初他由区长升到县里，又由县里升到行署，老婆与他就处得不错；可当他倒霉的时候，老婆就忙中添乱，时常与他找气，比如他由副专员又降为县委书记，现在文化大革命被打倒时，老婆就天天与他吵闹不休。你越在外边不顺，她越找你的事。比如现在你在外面挨批斗一天，回到家老婆肯定在生气，饭也不做，水也不烧，惹她生气的事情一定是说不清道不白的鸡毛蒜皮小事。不管你回来心情如何，累与不累，都要接着与你大闹一通，你还得与她赔些不是，说些好话，把她的火气给安慰下去。常常要安慰到半夜。这时孙实根想想，和这样只可同享福不可同受罪的女人在一起，实在是没有意思。外边遇到不顺，心里还可排解，与老婆生气，找谁排解去？孙实根乡下有一个老母亲，他曾将老母亲接到自己县上几次，但每次老太太都是住上几天就要往回返，与老人看不惯这个儿媳和这个儿媳在语言上虐待老人大有关系。

这天，孙实根作为“走资派”又被县城的造反派批斗。批斗完回家，老婆又找茬儿与他生气。生气的原因是因为她娘家兄弟的一件什么事。因为牵涉到娘家，所以她这次生气的程度，比过去不牵涉娘家的其他事程度要大。孙实根这天被批斗得有些劳累，劝解她神情有些不集中，更激起了她的火气，劝解到半夜劝解不下，她撒泼打滚还扇了孙实根几个耳光。孙实根一气之下不再劝解她，甩门而去，离开吵闹的家庭，走到清冷的大街上，他似乎一下想通了，胆子一下也壮了，于是不再回家也不再管明天造反派如何，径自走出县城，步行开始向百里之外的家乡走去。一来他想回农村清静几天，二来也探望一下半年没见的七十多岁的老母。但他没有想到，他一回到村里，在村里也没法清静，他又被村里的造反派给斗了一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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